展览时间:2022年5月18日-2022年9月18日
展览地点:深圳博物馆(古代艺术馆)第7-9号展厅
展览主题:谜踪之国——云南古滇国青铜文化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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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点讲解时间:16:00
“我寄愁心与明月
随风直到夜郎西”
除了“夜郎自大”
让夜郎广为人知的便是李白这句诗了
那么
夜郎跟滇国有什么关系呢?
一起来看看!
西南夷民族众多,司马迁把他们划为三类:第一类是位于今黔西、滇东、川西南地区的夜郎,滇中地区的滇以及四川西昌为中心的邛都,“皆椎结,耕田,有邑聚”;第二类为活动在今云南保山以东、北至大理一带的嶲(xī)、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第三类是分布在川西广大地区乃至甘肃南部的徙、筰(zuó)都、冉駹(máng)、白马等部,“其俗或土著,或迁徙”。
滇人是由多个民族融合而成。“滇”是土著语言的汉字音译。聚居在滇池附近的古代民族就是滇人,滇池因滇人而得名。因“滇”而得名的还有“滇马”、“滇僰(bō)”等。
贡纳场面铜贮贝器上的不同民族形象
云南青铜时代的来临
云南是一个高原山区省份,全省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呈阶梯状逐级下降,海拔高低相差极大,地貌类型多样,气候类型复杂。山区半山区占据了主要面积,坝子(平原)面积仅占6%,众多的湖泊像一颗颗宝石散布其中。
滇池盆地是云南高原上面积最大的一个山间盆地。滇池水域宽广,环湖各地气候状况四季如春,年温差小,夏无酷暑,冬无严寒,适宜人居。滇池周围土地平坦,田渔丰饶。战国至西汉时期,生活在滇国这个民族大家庭中的,除本地土著之外,还有来自西北草原地区的游牧民族、东南沿海的百越民族……多民族的汇集造就了滇国青铜文化丰富多彩的内涵。
云南青铜时代的起源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1957年发掘的剑川海门口遗址是发现最早的云南青铜文化遗址。其年代为公元前12世纪末左右。海门口遗址位于剑川县甸南海口村,1957年4月,云南省博物馆进行了清理发掘,出土的文物中有石器、陶器等物。最引人注目的是遗址中出土了14件铜器,有铜斧、铜钺等,以及用来制铜斧的陶范。据碳14测定,遗址年代相当于我国的商周之际。
剑川海门口鸟瞰图
2008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海门口遗址进行了第三次发掘,揭示遗址超过50000平方米,并有庞大的干栏式建筑群体遗存。
该遗址年代大致可分为三期。第一期属新石器时代晚期,年代大致为距今5300-3900年。第二期和第三期,分别属铜器时代的早期和中期,第二期的年代大致为距今3800-3200年,第三期的年代大致为距今3100-2500年。
海门口三次发掘出土铜器共44件,以锡青铜为主,还有铅青铜,也有少量红铜器,同时还出土了铜渣、铜料、石范等。据研究,该遗址发现的铜器最早约距今3800年左右。这是经科学发掘的云南青铜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
2016年、2017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合作开展了海门口遗址第四次、第五次考古发掘。两次发掘共清理墓葬27座、房址8座、灰坑122个、灰沟30条、灶2个、垃圾堆4个、火堆2个、路1条,对复原剑川海门口古代社会生活状况提供了新的资料。
剑川海门口第三次发掘现场
滇池附近的王家墩遗址中,我们发现了有排列整齐的木桩,表明它是木构建筑的下部,还有有肩石斧、有段石锛以及两件铜锛、铜戈。
铜锛似为锻造而成,工艺粗糙。铜戈风格则近似商代风格。遗址的时代大概在商周之际,与海门口遗址相近。
这两个遗址的发现,为我们探索云南青铜文化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另根据铅同位素考古的发现,早在商周时期滇东北地区的铜矿已被开采并运送到中原地区,成为商周青铜矿料的重要来源之一。
近年来,鲁甸野石山、耿马石佛洞、大理银梭岛、龙陵大花石等早期青铜时代遗址的发掘,为云南青铜文明的起源提供了新的、科学的证据,云南青铜文明的诞生不是一元而是多元的,云南特殊的历史地理因素、特殊的民族文化色彩注定了它“满天星斗”式的格局,它的发展进程也呈现出多样不同的范式。
叠鼓形狩猎场面铜贮贝器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8年)
通高65cm 盖径29cm 底径48cm
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
云南省博物馆藏
贮贝器是由两鼓上下重叠焊铸而成,上鼓器盖单独制作,下鼓焊铸一底,以活扣与鼓身相连。该器上鼓足部焊铸4头卧鹿,下鼓足部焊铸4头卧牛,胴与腰部之间有4个绳纹耳。器盖上铸有立体狩猎场面:3人身背长剑,其中两人骑马,左手握缰,右手持兵器,策马共同追杀1头奔跑中的鹿。有1人通体鎏金;另1人站立于器盖中央,双手执长兵器(已残),欲猎杀另1头鹿。此人前后各有1犬,作欲扑向两鹿状。两骑士马下还分别有1兔、1狐。
两个鼓身均布满阴刻线纹图案。上鼓胴部刻11只展翅同向飞翔的犀鸟;腰部为狩猎图,分4部分,分别描述了猎人手持长矛,捕猎野猪和鹿的场面;足部为各种动物相互争斗的情景,由阔叶植物纹间隔为4组。下鼓部由7只飞翔的凤组成;腰部描绘了各种动物和植物,亦分为4部分,其中有虎牛相斗、虎猪嘶咬及鹿、鹰等。
在现今出土的滇国文物中,这是唯一一件表现狩猎场面的叠鼓形贮贝器,而且器盖上的圆雕场面和鼓身上的阴刻图案相互呼应。无论是器物的造型还是图案的组合与布局,以及纹饰的雕刻工艺,都显得相当成熟,表明在西汉中期,石寨山文化青铜器的铸造和线刻工艺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该器对贮贝器、滇国的人群构成、生态及动物群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该器线刻纹饰中出现了人物装扮的类似狮子的形象和长象牙的动物、牦牛等,为滇国的对外文化交流提供了新的证据。
鎏金掳掠铜扣饰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8年)
高9cm 宽15cm
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
云南省博物馆藏
此扣饰反映的是两个滇族武士与滇西昆明人作战后满载战利品凯旋的情景:1个武士戴覆面式头盔,穿高领甲,戴宽边镯,跣足。左手提人头,右手牵绳,其后拴着1个背小孩的妇女及1牛2羊;另1个武士肩扛靴形斧,左手提人头。服饰与前一武士相同。足下是一被砍去头颅的昆明人男性尸体。从扣饰表现的内容看,滇国武士头盔、颈甲、胸甲、背甲、臂甲等都已经齐全,覆面式头盔的出现应是接受了外域文化的影响。江川李家山还出土了腿甲。
刻人兽纹铜剑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8年)
长29.5cm
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
云南省博物馆藏
剑身有刻纹,为一男子与怪兽缠斗,怪兽从身后抱住男子胸腹,欲噬男子脖颈,男子右手持短剑欲刺向怪兽,双腿弯曲欲向后踢,有一猴于后。
执伞男铜俑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8年)
高65.4cm
云南江川李家山出土
云南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藏
滇人男性最常见的发型为圆髻,先以丝、麻或棉质发带束发于头顶,然后打结成髻,状似击鼓之木锤,史称“魋髻”。此铜俑跪坐于铜鼓之上,双手合抱于胸前作持伞状。头梳椎髻,耳佩耳玦(已残),颈戴三道珠链;内着左衽圆领衣,袖长及肘,肩披蛇纹披风,外束腰带,腹心佩圆形扣饰,右肩斜挎剑于腰左侧,前臂佩臂甲;跣足。此俑出自大型墓内,同墓发现2件,形态相同,放置在棺的两端。俑后背隆起,有研究者认为是为了保持重心而故意铸造的形状,但我们从一些站立的滇人背部也看到类似的造型,所以它应该是衣服的内囊或是一种特殊的服饰习俗。
男性形象,跪坐,双手持伞,头顶梳发髻,颈饰多串珠链,身披帔系带于胸前,内着长衣,腰束宽带,腹正中饰圆形扣饰。背部因腰际装束形成向后凸的背囊。伞盖倾斜,内沿悬挂9枚铜铃。此类持伞俑出土时均置于铜鼓或贮贝器上,位于棺木两端,似有供养和导引神灵之意。
男俑出土现场照
骑马椎髻的滇人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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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件青铜器
带你感受古滇独有的历史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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